范曾论
范曾论范曾论
一、引子
自上世纪初期以还，中国文艺界中作家与画家之间身份的互动转换蔚然大观，画家而为作家，若徐悲鸿、傅抱石、刘海粟，作家而为画家，则有台静农、汪曾祺，他们非比寻常的艺术成就为读者观众所共仰。艺坛大师每每落笔，往往笔墨交融、诗文互证，尽显大家的磊落风范与渊深学殖，读者读之莫不是一种精神上至高无比的享受。中国的传统艺术讲求诗文与书画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书画的笔墨技巧尚可日日锤炼得之，而文章诗词一道，学养不深、腹笥不厚、见闻不广者断不敢轻易下笔，能做到清通可看已属不易，如要求出手不凡、典雅俊逸的话，放眼当下文坛艺界，不过几人而已；倘若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作进一步要求，诗文书画作品要能接踵古人、与古贤争一席地，在文学艺术史上要能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目标，在当下日益浮华喧闹之艺术界，似无异于痴人说梦。
且慢，让我等将搜索引擎投向刻下的文艺界，有一个人，或曰有一个画家或学者或思想家，他为学为艺的历历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不矫饰、不作伪态，性情率真豪放、学养宽厚博大，他所弘扬倡导的艺术史观，吹来一股纯正清新的中国风，是典雅中和的中国式气派；他以白描及水墨画法闻名起家，自许为“当其下手风[url=http://www.ic37.com/MC33063ADR2-p.htm][color=#0000ff]雨[/color][/url]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的一代画圣吴道子，二十余年前即已声誉鹊起、“名披国中”；他的文章诗词为画名所掩，然而较之绘事，其诗其文不遑多让甚或过之；他追逐中国古典精神的复归，老庄、屈原、苏轼、八大是他的异代知己、精神领袖；他“以诗为魂、以书为骨”，意在迎请中国新一轮文艺复兴的来临；他还是世人眼中的狂人，放言无忌、快意恩仇……
范曾，惟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范曾。
二、画手看前辈
范曾以画名世，世人固然以画家视之。“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是范曾的二十四字自评语，起首的四字，道尽了范曾对于绘画的痴顽之态，早已浸入骨髓之中。
范曾之画题材多有，而中心主旨则一，由早期的线描人物若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插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陆续推出的高士佳人、仙翁童子、柏荫读骚、有事西畴，乃至笔酣墨畅的宏篇巨幛诸如丽人行、饮中八仙、竹林七贤等等大制作，人物风神无不仪表潇洒有飘然出尘之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范曾所心仪向往的创作境界。而由早先清简的人物线描，到随后繁复的设色敷染，及至新近融临摹与创制于一体的摹八大山人之作，由平淡追索绚烂，绚烂之极复归于平淡，又暗中投合范曾本人推崇的八大名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约略可见他从艺绘画的大致历程。
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提出中国画“六法论[url=http://www.ic37.com/OP292GS-REEL-p.htm][color=#0000ff]”[/color][/url]，“骨法用笔”作为六法之一受到了历代画家的推崇，画家莫不将笔墨线条作为重中之重加以锤炼，追根究底，笔墨优劣的根本又在于画家白描功力的高下。《中庸》有云“尽精微、致广大”，用来作比绘画中的白描可谓至为恰当，以极纤细精巧之线条放笔直取，只数笔简要不繁的勾勒即可直接状物造型、给笔下的物象以再度的生命创造，以少少许包容多多许，正是白描的亮色所在。
范曾之绘画，由白描入手起家。他远绍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唐伯虎、陈老莲、任伯年，近则师法蒋兆和、徐悲鸿，白描奠定了他深湛不凡的绘画童子功，为鲁迅小说绘制相应插图，是范曾白描技法之草创发轫期。一九七七年，范曾因病入住北京医院，无聊赖之际起念为鲁迅小说《呐喊》《彷徨》等绘制插图，制作了一批现在看来仍不失为精品的白描力作。阿Q、孔乙己以及《药》《故事新编》中的人物造型与周边布景，约略可见画家日趋成熟精到的个人风貌，人物衣饰线描生动传神，或嬉笑或侧目，或怨忿或浅笑，单以线条勾勒而不假他物，已将人物风神与故事情节刻画得纤细无遗、栩栩如生。早前数十年的勤勉奋发，加上为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的锤打历练、孜孜求取，赋予了范曾超凡脱俗的腕底工力，可谓这批白描力作问世的前因。
及至一九七九年《灵运临风图》面世，这幅被范曾自题为“惬意之作”的波墨大写意使其由白描技法幻化，继而“得道”，将白描与[url=http://www.ic37.com/CL2815AT-3.3-p.htm][color=#0000ff]水[/color][/url]墨技法糅合，二者齐头并进，绘画题材也日趋拓展加宽，然总不脱“古雅清逸”四字，范曾之所成为范曾，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交或正为其艺术分水岭。而于泼墨写意，范曾以五代石恪、南宋梁楷为师，取其酣畅淋漓之势，一笔挥下神完而气足，直抒胸中逸气。
范曾笔下包含万有，皆从中国历史长河中跳脱而出，文豪诗雄若庄子说梦、老子出关、东坡吟啸、钟馗出行、米颠拜石、羲之爱鹅，莫不须飘眉扬、神韵悠远；大德高僧如达摩渡江、浙江啸傲、怀素书蕉、鉴真造像，往往神情肃穆凝练、思接千载；性灵小品如瓜鼠合璧、雄鸡瘦石、水仙墨荷、玉簪小鸟……在在皆是天地之大美，历历可见生活之情趣，人物造型妥帖精准不误、衣饰纹理铁画银勾，题款每每文气郁勃且多挥笔立就，配合整幅画面上的氤氲水墨，再钤盖上“抱冲斋主范曾”“十翼神来”等印奠定乾坤，笔墨淋漓之际，画幅已告功成。
范曾向往信奉艺术创作中的“正、大、雅”，致力于守正创新的创作宗旨并躬身力行。他引老庄、屈原、陶潜、李杜、苏轼、辛稼轩为异代知己，尊崇他们“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澹然独与神明居”的自在状态，继而将他们请进咫尺画幅之中，自己幻化为他们身边的随行童子，时从之游……他深信这是自己无限接近大方之家的“众妙之门”。与古贤的跨时空对话，无形中成就了范曾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笔墨符号，那是只属于范曾的、不可复制的超一流的艺术语言。
如上所述，范曾所画多高人佳士，借助他们来发抒自己纵横捭阖的艺术语言、沉雄跌宕的艺术襟抱，这自是艺途之坦荡正道，读者如我等也正藉此获得观感上的至大享受。此所谓范曾绘画之“庄”。而艺术亦当如人生，“亦庄亦谐”“庄谐并用”或更能激发读者之性灵、抓取观者之眼球。那么，范画之“谐”或曰“轻灵跳荡”处又何在？
“情趣”二字，是范曾绘画中吟唱不休、再三描摹的“主旋律”，亦即范画“谐”之所在。看，《亦有佛性》中那俯首贴耳、似通人性的猿猴，面对得法高僧的循循善诱，它两眼微抬、蹑手蹑足，宛若受到佛祖的驯化一般，作诚惶诚恐状；《老子出关》里那神情奕奕、稚态可掬的童子，他黄发垂髫、怡然自得，或正是范曾的自我传神写照，他与老子一路同行，要去追寻探求那“天地之大美”；《听棋子声中谁操胜算》中那形貌谫陋的小鬼，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面对象征正义与公信力的钟馗，他无所遁形、骇而却走……大凡优美之画作，不惟要能“敦教化、助人伦”，更须令人发会心一笑，得到精神上的涵养与藻雪。范曾深谙此点，加上他本人性格中深具谐谑幽默的因子，故此每每能庄谐并用，形成一己之特色风貌。放眼国中画坛，笔墨技巧及画幅情趣能臻此境者，能有几人？
有评论以为范曾画作多千人一面、少创新变换者，难免引发审美疲劳，就此，范曾有答客之词云“客亦知夫千古明月乎？月未曾变，而古今仰之。范生之画，敢比盈缺者若皓月，虽有俗人薄，何碍之也矣。”敢于自比清辉明月，足见范曾自视之高。实则，即以范曾创作最多的《老子出关》而论，他曾一次性创作十幅，十幅之中每幅的整体构图、布局编排、人物向背均绝少雷同，或老子骑牛踽踽独走，或童子尾随而行，形态状貌也多有变动处，读画者不细细窥察，只浮于表面作轻佻粗浅之浏览，所得难免只是皮毛之见，难以深入个中堂奥。
近年来，范曾心仪八大山人，信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创作理念，画作亦由早前之繁逐渐转简，多写简笔人物并自号“范五笔”，或正进入艺术创作之新型转轨期。其后变幻如何，且让我们拭目待之。
三、雄文挟风雷
“谈起文学世家，当仁不让是我的本分。自明末清初至今，四百年大家相望、名手如林的家族，恐怕除去南通范家，找不到第二家。”在《〈亦文亦画书系范曾卷〉自序》中，范曾如此评价给予自己灵魂以充盈血脉的南通范氏诗文家族。确乎不谬，范曾有足够的家学渊源作为自豪的资本。
范曾之文，上承家学、受益于桐城古文学派，深得《史记》《汉书》《庄子》《楚辞》及李杜、三苏行文之三昧，纵横激荡、气势磅礴，情致飘逸洒脱处还极富诗情，完全扫却时下文坛那种轻浮虚靡的污浊低俗，行文古雅、气息醇厚，整体上的行文气质与傅雷先生似颇相近，一气读之，不啻是精神上的庄严洗礼。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于二零零七年初将范曾近年论文新作辑为一册，名为《大丈夫之词》出版。是书辑录范曾近年来论文力作凡八篇，总字数十六万有余。
八篇文论所述人物多为真君子、大丈夫，与书名之所寄意正相吻合。《大丈夫之词》开篇论辛稼轩》，南宋国运衰败零落、国君昏聩无能，此时，通读经史且万夫莫当之辛稼轩横空出世，尽管历经宦海三次沉浮仍矢志不渝，向上进呈《美芹十论》等万字平戎策，意欲“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奈何造化弄人、英雄气短，临了却不为朝廷所用，大丈夫亦不免老境悲凉之叹。
范曾于文中畅论辛稼轩生平，间隙穿插辛氏沉郁悲凉又不乏生活情趣之诗词，兼且剖析彼时心态处境，宛若辛之异代知音。全文读毕，一个性情豪放迭宕、诗意浓郁苍凉的大丈夫——辛稼轩立现眼前！不止于此，范曾写此文自有深意在焉，文末他笔触一挥，轻轻点出文题“大丈夫之词”用意之所在——“‘大丈夫’是中华民族自周秦以还民族脊梁的符号，也将是我们新时代民族性的灵魂，廿一世纪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之上天，民心大振。微吾老书生，竟夕不眠，以待聂海胜、费俊龙之回归。我深为祖国之前途祷，为生民之幸福祷！”大丈夫联接古今、横贯时空，非唯辛稼轩足以称之，新时代的航天英雄若聂海胜、费俊龙，为着国力的提升与国民的荣光，舍身而忘我、轻生而取义，何尝不是当下的大丈夫！范曾为文用心于此，乃是他心系家国社稷、不忘天下安危的具体表现，更是他的文章显露出来的可贵可赞之处。读范曾之文，当于此着力留意才是。
辛稼轩之外，范曾更将笔触移向八大山人、黄宾虹、王国维、陈省身诸位，评述八大之孤高绝艺、飘零遭际；黄宾虹与傅雷之隆情高谊、莫逆相知，及于黄氏笔墨之独到、书法之古秀；详论王国维自尽之疑云、内心之所思；以温和深情的笔调追忆与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交往的情形……笔致婉转细腻、情感丰盈醇厚，处处浸染着他独到的艺术与史学观，非细心赏读者不能由衷地领略并深致钦佩。
设若寻根溯源的话，范曾文章所以磊落不俗、卓荦奇崛，先天的家学渊源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由范曾亲力编辑点校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于二零零四年七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付梓出版，本书按世系排序，所收南通范氏作者均自范曾上溯为序，即范曾父范子愚、祖父范罕、曾祖范当世、高祖范如松、上溯五世祖范持信，直至范曾上溯十二世祖范应龙，时光绵延四百五十年，选录南通范氏十三代二十一位作者诗文约四百万字，体类涉及诗歌、联语、文章、专著、书信、日记，选录南通范氏姻亲十一位作者之诗文专著等计六十余万字，另收录年谱、纪事编年计七十余万字。翻开这皇皇二十一卷、总字数逾五百万的家族诗文巨著，我们可窥见范曾文章学术之所由来，了解范氏家族之过往陈迹，果然是“四百年大家相望、名手如林”，范曾之为范曾，有由然也。
在为《南通范氏诗文世家》所撰序中，范曾自述家学之由来，“余自幼濡染于诗文世家之氛围，颇多会意。一日，硕儒张梅安先生来家，指院中鸡冠花嘱为诗，余即口占‘绿羽顶红冠，花开处处啼’。张公大惊异，顾家翁云：‘此子有厚望焉。’其时年甫七岁，少时即背诵屈原《离骚》、归庄《万古愁曲》、杨小坡《套曲》，它如《诗经》、唐诗、宋词累千百首。善为七律、古风、长短句及曲赋，亦偶作新诗。有《范曾吟草》、《范曾诗稿》、《庄子显灵记》等行世，以不坠家风自励。世皆以画家视余，其实于诗癖爱尤深，家学积渐，不能自已。”
良好的家庭师承加上后天的刻苦砥砺，赋予范曾远超同辈画家学者的国学根柢，举凡古典诗文、长短曲赋给予他精神上的涵养与滋补，日日浸淫其间，他为学日益，文章愈发地宽博浩大，气象愈加地雄浑老辣，文风之浩荡精练，并不轻让于家族中的诸位前贤先修。
《毋忘众芳之所在——论二十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是范曾一篇解析艺术之美的长文。范曾于文中直言痛陈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罪状，指出区分艺术高下的惟一评判标准是好与坏，而非新与旧，概而言之，他希冀藉此来重新构建人们对艺术美与丑的判定标准；他敢于“独持偏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班牙名家毕加索及其拥戴者，直指毕氏为人投机取巧、文章艰涩费解，而其故意作践女人体的画作满幅渣滓———“但是我只认为这些作品是丑陋的高峰体验、恶德无遮挡的袒露、荒诞意念无序的表现和矫造技巧的做态。”“那是集色情、荒淫、丑恶之大成的杂烩，宛若性乱世界的一场噩梦，暴力和兽性是毕加索此一时期之最爱。”
范曾之所以对世人顶礼膜拜的毕加索痛下贬语，并非以此自炫、显露自己的与众人不同，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毕加索的画作确实违反了艺术之大美，粗糙荒率、丑陋之极。为扭转毕加索之流给艺术界带来的衰颓之风，范曾在文末呼唤大宗师——庄子光耀今世，吁请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归复兴，从而为文坛艺界开启和畅的惠风新境。身为艺术家的范曾，他良知未泯、正义感犹存，这篇呼喊古典主义“魂兮归来”的论美力作，显示了他对艺术创造的执着无悔，也正与他追寻“天地之大美”的艺术殉道者精神相通。
对于电脑等现代化的科技产物对于中国文化的“入侵”，范曾保持了传统中国文人的本色，对此持相当的审慎与保留意见。尽管电脑早已在作家学者的写作中广为普及，但他仍坚持执卷握管的阅读与写作方式，显露出中国文人的本真色彩。“在光影声像霸权之时代，保持文字自身神圣之尊严，乃是当今文化人不可旁贷的责职。……每感电脑上之文字，排列整齐如列兵之方阵，然于个人之官感，则文字失却温度。中国文人，正应一卷在手，书中文墨芳菲菲其袭余，而行文之际‘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中文之写作，绝对是美的体验。”在《中国文化》第二十二期篇首的《学人寄语》中，范曾如此阐述他对于中文阅读写作的观点，以期与国中深研传统文化的学人共相勉励。以上独立不羁的论调，也恰可显见他“于风云中立定精神”、不为外物所动的耿介禀性。文如其人，何其恰切之谓也！
长篇论文力作之外，范曾创制的文字亦多其它类型，譬如书画纵论、序跋文字、题画小品、怀人纪事等等，皆能以真性情出之，短者二三行、长者三五万言，或向沙尘“奉上永恒的诅咒”，或畅论“国之大事”，或“与相爱的人共赴天涯”，或去“梵高的坟茔”参访，文笔兼有诗情，跳动跌宕、纵横睥睨，气定神闲之中大家风范毕现。耽读日久，愈感其文字之优美、境界之高华，篇幅所限，于此不再一一赘述，有心读者可找来细心赏读品味。世之轻薄范曾文字者，当能一改其见。
四、诗情动碧霄
“世皆以画家视余，其实于诗癖爱尤深”，此语道尽了范曾对诗用情之深。在他看来，诗尤其是旧体诗的笔墨容量更胜画的笔墨容量，日常闻见、临池偶得、泼墨感悟乃至旅中述怀、友朋唱和，无一不可用旧体诗来表述，缘物寄情的同时也恰好一抒胸中块垒。诗，是范曾抒遣怀抱的工具；诗，是范曾挥洒意气的通道；诗，是范曾临风寄意的不二手段。
范曾之旧体诗赋，四言、五言、七言俱备，形式则包涵绝句、律诗、古风、长短句乃至时人甚少涉足的散曲、套曲、自度曲，借镜杜甫之沉郁苍凉、太白之豪放跌宕、苏轼之轩昂磊落、陆游之家国忧思，再融合一己之人生敏悟，所作诗每每蕴藏着史识真知，包孕有智慧灵光。
如《嘉峪关》一首，“铁马冰河梦尚豪，雄关古影入临洮。驼铃夜响中天月，瀚海苍茫万顷涛。”自诗面上看，有取法陆游七绝的影子在，但更多激昂之声、雄壮之气，读之不禁令人坐卧不得，直欲奋起力行，要接踵诗人的脚步，去那天下名关作一游赏，亲身体悟那苍茫悲壮的大漠风情。
再如《登八咏楼怀易安》一首，“自古崇文八咏楼，歌吟焯晔忘尘愁。词人饮恨靖康後，气象犹能盖九州。”登临崇楼、咏怀古迹之余，诗人联想到以江山社稷安危为怀的奇女子李清照，纵然困顿潦倒，气魄却能吞吐山河，读之亦令人增加几许慷慨悲凉。
此为范曾诗之刚毅威猛、有如大丈夫者。
再如《读孙多慈诗有感》一首，“一缕芳魂似断丝，慈悲海上隐帆时。伤心只是人间恨，碧落黄泉两不知。”短短二十八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以旁观者的身份写尽了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的凄恻情事，尤其末两句，笔触之迤俪轻柔要让读者一掬同情之泪。
此为范曾诗之深情款款、好似小儿女者。
习见的绝句与律诗之外，联语、诗钟一类的“诗之余绪”，亦为范曾所喜并时时推敲创作。诗钟者，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游戏，起源于清嘉道年间，文人集会命题限时作七言诗两句分咏不同事物，燃香系线，下坠铜钱，钱下承以铜钵，线断钱落钵中铿锵有声，其后虽佳卷亦不录，因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故名诗钟。往往因其体裁的轻便灵动，创作人少受格律平仄的束缚而屡有佳构出现。由诗钟，更可窥探到范曾浓郁的生活情趣之所在，在那里，更有一片属于范曾的“天地之大美”在焉。
谓予不信，举例为证———“诗思直欲凭吞吐，逸足何曾忘急流（烟斗 饮马）”，“曾和美女争春色，总共农夫度岁时（花 牛）”，“能教驳杂随流水，便使斑斓化彩云（如厕 诗）”，“缭绕掌中舒意木，嶙峋石上不平文（烟斗 摩崖石刻）”，“关山不敌胭脂泪，伪帙能凌烈士身（吴三桂 袁崇焕）”。
此为范曾诗之灵动跳脱、宛若居家之小摆件者。
观察入微、情感细腻是诗人的特质，琐碎庞杂甚或在常人眼里了无生趣的物件，一入范曾诗眼，寻常物也幻化成为不寻常。读范曾诗钟，可见诗人观察之细腻、思维之精密，于常人往往忽略不见处寄寓情愫，于须弥芥子中见大千世界。尤其上述“关山伪帙”一联，虽短短十四字，却寄语沉痛，写尽吴袁二人不同的生命价值取向，吴氏沉醉胭脂粉黛之中卖国求荣，洵为民族之败类、千古之罪人，而袁崇焕虽遭惨死终不失烈士本色，人格魅力之高下可立判矣。可见，寓史于诗，是范曾古体诗的一大亮色，也是诗人历史责任感与道义感的外在寄托形式。
相比旧体诗与诗钟，现代形式的新诗在范曾那里也不成其为问题，《庄子显灵记》即是范曾长篇新诗的经典之作。
《庄子显灵记》是一篇长达三千多行的长诗，这首诗“酝酿于京津、著述于巴黎”，融屈骚汉赋、唐诗宋词、戏剧套曲及自由体新诗等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艺术形式于一炉，借助虚拟庄子与太始、爱因斯坦、海德格尔、毕加索、柏拉图及范伯子等文豪诗雄的辩难陈述，表达了范曾对于艺术创作的诸多观点，以及对人类广博而深遂的思索。长诗最后所附王成彬等三人所作跋云“先生甚憾于当代文艺正气式微，大道荆棘；势趋媚俗邀宠，象呈光怪陆离，郁结既久，不吐不快，遂述往思来，亟欲重振风雅，以为回归古典、复归自然之大旗。”可藉此探得范曾有此创作的初衷。而此诗文风之大气淋漓、汪洋恣肆，思想之周密精微、博雅丰赡，查诸当代诗坛，尚不见可与之敌手者。
有评论以为，“《庄子显灵记》是范曾先生的思想、经验、知识、诗学观念的集成性的发抒，诗人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置于人类精神文化的本源之中，以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为切入点，以时代潮流的景观为参照，以对人类文化命运的终极关怀为归属，凝结出具有经典性质的艺术晶石。雄视古今的大诗风范和交响乐般的高贵品质，将范曾先生近年的写作推向一个辉煌的巅峰。”确实是切中肯綮之的评。
总而论之，范曾之诗融合古韵今情于一炉，典雅雄浑、大开大阖，非具有大气魄、大手笔者不能为，与时下扭捏作态、文句鄙俗之所谓“国家级先锋诗人”赵丽华诸人相较，水准之差异不啻天壤之别，有识者自可明鉴。
五、交游无俗子
古来名士，多交满四海，得众贤人之助方能成就其英明伟业。范曾性情豪放、慷慨侠义，好交游、喜结友，是他予人的一大印象。的确，率真不羁的性情、忘情于名利的恬淡品行，以及周身洋溢出来的真正大艺术家的独特禀赋与气质，使他身旁经常聚拢了一批性情相投的文人雅士、书画名流，或科学界的泰山北斗，或文娱圈的名角大腕，或抱冲斋的门人弟子，相与笑谈、流连竟日，无形中营造出一片令人称羡的艺坛风景。
“济世雄才知甲骨、绝尘孤士辨衣裳”，“幸未风云伤大节、应从烽火忘微瑕”，范曾的这两副诗钟所写的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两位大家——郭沫若和沈从文。如将时光再往前回溯近半个世纪，我们看到其时年只弱冠有余的范曾，他和当时名满天下的郭、沈二人之间一段颇不寻常的交往历程，个中颇有几多辛酸的况味在，耐人咀嚼回味。
一九六二年，范曾甫自中央美院毕业，此前他看到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郭沫若的《蔡文姬》，一时画兴勃发，即以《文姬回汉》为题进行毕业画作。画毕，他将画呈送郭沫若，因为他感觉受郭沫若作品之启发而有此画，呈送郭老一阅亦是情理间事。不意郭老目睹此画大为叹赏、竟至夜不能寐，半夜起来亲为画幅题写了一首四十八句的五言古风，奖掖扶持后进之不遗余力可见一斑。能得郭老的亲笔题诗，在范曾固然是莫大的欣幸与勉励，但他的这一率真之举却不为周边环境见容，为此受到了学院领导的抨击，指他“极端的个人主义”、“好为追名逐利”，秉性耿介的范曾只得一气返回老家南通，以示自己不屈的抗议。
前路踌躇之际，范曾想到了沈从文。沈从文，这位早前以乡土文学创作名世的“乡下人”，因郭沫若批评并定义其为“桃红色”作家、指责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正对写作视为畏途，意兴阑珊之余蛰居中国历史博物馆潜心编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他不计个人间的宿怨，并未因郭沫若对范曾青眼相看而避之不及，相反同样垂爱于范，表示愿意将范曾安排进历博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后立即为我办理手续，偶遇阻遏，先生则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我每月发工资。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
一九六六年“文革”狂飙突出，“敢于出头”的范曾自然难逃被批判的厄运，迫于造反头目的淫威，他写下了平生惟一一张针对沈从文的大字报。对于年少轻妄的这一举动，在《范曾自述》中他深切忏悔，就出于自保表现出的懦弱作了深刻的自我鞭挞。不想，范曾这一勇于袒露自我灵魂阴暗面的率真之举，却为好事者大肆渲染铺排，至为典型者如陈徒手所撰《午门下的沈从文》，指称范曾“给沈从文写了为数几百条罪状的大字报”、“指斥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云云，将范描摹刻画成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无耻小人。此文流布甚广，读者不明底里竟至以讹传讹，一致声讨“不义小人”范某。一时谣诼纷纷、疑云密布，天下事之可笑可叹也如此。
就陈徒手等人的恶意中伤乃至诽谤，范曾在《忧思难忘说沈老》一文中除了予以辩驳澄清、以正视听之外，他情动于中，语气和缓地深情回顾起当时与郭、沈二人的交往情景，那真是一幅谆谆长者与青年后进间坦荡交心、知音互赏的美好图卷。郭、沈二人当时早已名满天下，一则位居显赫高职、诗名远播，一则虽沉潜书斋却乃小说与古物研究名家，二人分别年长范曾三十六岁、四十六岁，更无师生之谊、乡梓之情，尽管政见观念有所抵牾分歧，但扶携勉励青年范曾的心志则如一，那是无关政治、只涉文艺的士子之交，那是坦荡无私、了无渣滓的纯真情谊。我相信，那在青年范曾心中投下的温馨暖意，至今仍在汩汩地流转不息，并深刻影响着他与晚辈青年的交游态度。
与陈省身、杨振宁两位科学大师间的交往，在范曾看来，是艺术与科学这两片截然不同的水域相互激发碰撞而出的一段难得佳话。范曾与他们两人的交往，完全摈弃了时下名利场中习见的蝇营狗苟、以利益为先导的潜规则，三人只谈科学与艺术，他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友情真挚笃实、氛围恬淡清雅，那正是传说中的君子之交，绵密长久、回味无尽。
学术上的交流探讨之外，尤其是陈、杨二人对于金钱弃如敝屣的出世态度，给予范曾以极大的震撼和警醒，“有次陈先生得了一个奖，奖金有五百万，他就和杨先生商讨，说这五百万应该怎么个捐法，这几十万捐给哪里，那几十万又捐给哪里，说起来很平常的样子，好像那五百万金钱与自己毫不相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范曾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古之君子的风范与仪度，那恰是他所推崇备至的苏轼所表述的——“夫天下万物各有其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丝一毫亦莫取”。他古道热肠、倾心向善，以天下大义为担当，热心慈善捐助，近十余年来已为贫困山区、社会各界捐助款项愈数千万元，为尚处于困顿窘迫中的国民奉献上一己之力，不亦另一种形式之大丈夫？
文坛前辈如郭、沈，科学界大家如陈、杨，给予范曾情同师友的深挚情谊，让他永志难忘。不止于此，他豪放跌宕、开阖有度的胸襟与人格魅力为之赢得了更多的朋友，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王雪涛、潘天寿、钱仲联、文怀沙、季羡林、周汝昌、钱钟书、吴祖光、黄苗子等师长前辈，叶嘉莹、刘梦溪、冯骥才、魏明伦、李存葆、纪宇、侯军等同侪友朋，洋洋大观，蔚为文艺界的一抹惊人亮色，至于时与交游的门人生徒乃至私淑弟子，更是为数甚夥、无法备述。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范曾的友人弟子中又多仰慕其人的“超级范迷”，他们或撰专文描述范曾其人其艺，或贴身陪侍、时时请益问学，或热心整理范之书稿、热忱联络编辑出版，其间特出者，譬如“六记范曾”而兴致盎然不见少减的名诗人纪宇，编排《范曾序跋集》、有同写赋体散文之好的侯军，自建个人网站推广范曾研究的崔自默，为范曾长诗《庄子显灵记》作详尽评注的邵盈午，从范曾问学不倦、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的郭长虹、刘波等人，从他们的文章里、谈吐中，我们看到一个浑身充溢着真性情、喜怒形与色的范曾，一个乐于交接四方豪士的范曾，一个立体化的、可从多维角度去探视的艺术家与思想家范曾。夸张一点地讲，一个隐形的“范学研究”正渐趋形成，扫视当下的文学艺术界，其个人魅力能发散如此、竟至成为一种可观的文化现象者，除了范曾，恐怕还找不到第二人。
六、狂名天下闻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孤高清狂、目无余子，大概是文人共有的个性，也是天下文人最可原谅的缺点。清代文人蒲松龄自谓“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就是文人“发狂”的一大表征。
狂，是世人予范曾的一字总评；狂，是范曾自评兼且自励的个人情性；狂，于识者看来，意味着斯人有独当大任之勇毅坚韧、必有大才大学问者方能口出狂言而不昏悖，是个人自信的充分展露，范曾之狂，正属此类。
范曾之狂，并不是纵肆无度的自我夸口，而是中规中矩的理性思辨。
“我认为，就绘画来讲，我可以和古今中国画家比权量力；但是说到写文章，有人说我文章写得好，那你能和韩昌黎和苏东坡比吗？说范曾的诗词不错，那你能写出杜甫的《秋兴八首》，写出李白的《梦游天姆吟留别》，写出辛弃疾的《永遇乐》吗？所以，狂要在自己的心里有个尺度，不自量力的狂，那叫狂悖无度。”这段话可谓范曾心迹的真诚袒露，中和公允、平实不欺，正可回应世人所理解的狂。艺术家就自身的艺术成就、事功业绩作出切实中肯的自我评价，绝非是狂妄自大，对于范曾的“口出狂言”“无所遮拦”，亦应由此入手评判。斤斤于字面上的只言片语，所得难免偏离事实真相。
七、结语
新近出版的《大丈夫之词——范曾论文新作》一书中，知名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以《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范曾教授受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并文研所研究员大会迎辞》一文代序，刘先生于文中有如下评语：“只是我们要切记：范曾先生绝不仅仅是画家或者书法家，他是一位跨学科的通儒。人类大脑左右两方面的功能，都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仅仅是图像的支撑，不会有他如此深邃的精神力度；如果光是理念的结构，不会有他如此磅礴丰沛的精神气象。”
刘先生不愧为精于识人的博雅君子，又是范曾先生的莫逆之交，窃以为上面这段话是对范曾先生至为恰当的评价。谨就范曾先生的学问功业作点滴的探求考索如上，不知范曾者，必以为“肉麻吹捧”、“谀词以献”；知范曾者，或以为言语由衷、平实无欺也。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初稿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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